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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帝陵全部建在远离首都的巩县，而不是在开封附近，其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与赵匡胤想迁都洛陽有关，只是最后没有迁成罢了。有人认为与当地的土质有关，因为巩县土质疏松，便于深挖厚葬。有人推测主要与当时流行的风水学有关。北宋共历9帝，除徽、钦二帝因靖康之变，被金军俘走，死于塞北五国城外，其他7位皇帝的陵墓都建在河南巩县芝田镇的东南、东北和西南不到10公里的范围之内。加上宋太祖的父亲宣祖永安陵，习惯上称巩县八陵。帝陵旁还有后妃、皇亲、皇族、未成年子孙和功臣墓约300多座，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皇陵区。
众所周知，宋朝的
首都在开封，按理皇陵当在开封周围地区，将皇陵建在巩县，想必有比较特殊的原因。那么，赵匡胤将皇陵建在巩县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认为与赵匡胤想迁都洛陽有关。其实，唐末五代时期，洛一陽一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场连一场的战火中已遭到巨大的破坏，而开封由于地处贯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中枢，是全国水陆运输的中心，经济十分发达，地位显得愈来愈重要，成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的舟车辏集之地。后周世宗曾对开封城进行过整修，将城郭和宫殿维修一新。进入宋朝，开封实际上已取代长安、洛陽的地位，成为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然而开封作为首都也有缺点，因为地势平坦，四周无险可守，一旦政局发生动荡，城市安全就大成问题。而且开封近黄河，黄河如果发生水患，根本无法抵御。赵匡胤自幼在洛陽闯荡，深知洛陽在中原地区的重要地位。洛陽四周有险可守，经济可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因此他在朝中多次提出迁都的主张。他曾对大臣们说：“吾欲西迁洛陽，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有险可据，军队也可以减少，何乐而不为？但想不到他的迁都主张遭到臣下的反对。大臣们为什么要反对？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主要是辅佐宋太祖定天下的王公贵族都定居在开封，他们购置了田产、庄园，迁都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赵匡胤一看大家都反对，他无奈地说：“不出百年，天下民殚矣。”但赵匡胤迁都洛陽的想法从没有改变过，他最后还是把洛陽建为陪都，同时还考虑把祖宗陵墓迁到洛陽，期待有朝一日实现迁都之梦。巩县距洛陽故城只有几十里地，可以说也是京畿之地，四周有山河险固，是开封和长安的锁钥。赵匡胤选葬巩县，其实是他迁都洛陽的第一步准备工作。巩县距洛陽很近，古人称“巩洛”，它是洛陽的门户，是一处咽喉要地。将皇陵建在这里，四周有险可守，十分安全，而且祭祀、管理也很方便。
从事实来看，宋太祖的想法的确有一些道理。如范仲淹就曾对宋仁宗说过，洛陽山川险固，边防不宁，则可退守。陕西的粮食如有多余，可以通过黄河东下；东边粮食有剩下的，也可通过黄河、洛河运到洛陽。如此要不了几年，国家的物资就会很雄厚。皇帝太平时可住在东京开封，情况危急时就可退住到洛陽去，凭着山河之险，可以坚守中原。宋仁宗最后并没有听取范仲淹的意见，，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想法其实是十分相近的。一种意见认为，将陵墓建在巩县与那里的地势土质和自然资源有关。宋太祖建国后，在乾德二年(964)将其父赵弘殷（宣祖）之墓从开封东南迁到巩县西南，因为这里地处郑州和河南府之间，南有嵩岳少室，北靠黄河天险，东枕绵亘的青龙山，洛水横贯县境，土质优良，水位较低，宜于深挖墓穴，便于就近开采石料。选定地点后，宋太祖即派宰相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具体落实陵墓的迁建，陵墓形式则采用秦汉旧制，宣祖的陵墓称永安陵。从宋太祖以后，连续七位皇帝死后都葬在这个皇陵内。
从这种观点引申的一种看法认为，选址巩县主要与厚葬有关。因为巩县系黄土高原，水位极深，便于深挖厚葬和建筑巨大的地下宫殿，赵匡胤想风风光光地改葬其父亲，选择这个地方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而更多人认为，将宋陵建在巩县与宋初讲究风水有关。
巩县地处北邙山区，从风水角度讲是块宝地。北宋统治者从陵墓的选址，到各陵陵穴间的相互位置，乃至陵台、地宫的高深等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五音利姓”说设计的。据史载，北宋皇帝生前不预造寿陵，皇帝驾崩时才开始选调修陵使、修陵副使、修陵督监，按照陰陽堪舆术进行墓地选择和建陵。
北宋时陰陽堪舆术盛行，在葬制上信奉唐代盛行的“五音利姓”之说。他们把人的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与陰陽五行的土、金、木、火、水相对应，在陰陽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埋葬方位。北宋皇帝的赵姓为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陽气在东，称为吉方。因此所选葬地宜东南仰高，西北低垂北宋首都，要求有“山高水来”的山水条件。北宋皇室在多方勘察之后，发现巩县左有绵延百里的青龙、石人山环绕，右有白虎滩相衬，南有嵩岳少室、金牛、黑砚山北宋首都，北有洛水、黄河，整个地势东南穹隆，西北地垂，按堪舆学讲，左青龙，右白虎，南山北水，山高水来，福贵不断，柏林如织，万山来朝，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陵墓东、南方向诸山峭拔兀立，蓊郁苍苍，云雾缭绕，而北部的洛水碧澄清澈，似一玉带。早在建隆二年(961)三月二十六日，赵匡胤在《宣祖昭武皇帝改卜安陵哀册文》中就说：“洛州南原兮山有嵩，山川王气兮洛陽东。宫阙崔嵬兮形胜通，土圭测景兮天之中。惟帝运之兴隆兮，盛大德而照融。”自然环境这样好，是皇运兴隆的重要原因。南宋时，有个叫赵彦卫的学者在《云麓漫钞》一书中说：“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按角音选的陵址，既有环境优势，又符合宋朝人对风水追求的兴趣。山水形势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人间的贵贱荣辱，后嗣子孙的福祸命运。皇帝希望国祚长久，万寿无疆，当然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一孔吉穴上，盼望能将福泽遗留给后世子孙。
从964年开始，北宋政府正式开始在巩县兴建皇陵，前后长达160年之久，共历经9帝，除宋徽宗、宋钦宗外，其余7个皇帝均葬在巩县，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通称“七帝八陵”。皇陵中还祔葬了22个皇后以及数百座皇室宗亲及当代名臣勋将的陵墓，占地面积之大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陵园布局、建筑风格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朝代的陵墓，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
上述这些解释，各有自己的理由，似乎都有可信的地方，更有人认为建在巩县是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知道读者认为哪一种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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