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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封建制度逐渐崩坏，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也一步一步蜕变成形。代替了封建而起的，是编户齐民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促使编户齐民的国家组织形态发生的最大动力，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到前222年，五百多年间编户齐民，强并弱，大并小，战争没有间断。在这一过程中，春秋时代的封建诸侯国家，一步一步凝聚为战国时代的君主国家，国家遂得以有效地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成为组织严密的战斗体。
周代封建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法律地位，判然划分。礼与刑，既不是普遍的，也就不必成文公布于众。在编户齐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时，公布的成文法典陆续出现。商鞅、吴起等人于此均注意到公布的法典，必须具备公平而又确定的两大条件。
百姓从封建体制中脱身而出，不再归属于封邑庄园，即必须有一认同个人的标志。在两周封建制度下，姓与氏均是贵族拥有的家族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崩解，有些旧贵族丧失了权力与地位，只剩下姓氏的标志。社会变动及社区离散，一方面出现了游离的个人；另一方面，编户齐民的体制内，个人必须要有其独有的识别标志，于是过去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了。
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社区的成员。在编户齐民的时代，社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社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于是社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
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编户齐民，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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