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街道居委干部、下沉干部、医务人员、民警、保安、社区志愿者日夜战斗在抗疫一线,按照要求,“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地执行防控各项措施。我们经常想用“复杂”一词来形容抗疫工作:上级或管理部门大致规定好了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但新情况层出不穷,这时规定该如何执行?变通的空间可以有多大?不知该怎么处理时,下级就要向上级请示,而上级并不在战斗的一线,最了解情况的还是下级。
上下级构成的是官僚体系。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等级,权责自上而下传递。在科层制中,一切行为皆以明确的分工及章程规定。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科层制运作的方式就是填表、发文件。下级向上级汇报,要填表;上级向再上级汇报,要再填表,如此类推。
韦伯和福柯都认为官僚制很有效。韦伯认为官僚制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它明显优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以致有可能吞没一切官僚,把人性关进无趣的铁笼。
2015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规则乌托邦》一书中对官僚制做了批判。他在书中指出,韦伯之所以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的体现,是因为那时德国的科层制确实很有效,其旗舰式的机构就是德国邮政。德国邮政尝试把自上而下、军队式的组织形式用于公共产品。邮政源于军队和帝国的组织,本来它们是长途传递战场报告和命令的。纽约中央邮局的大门上仍刻着希罗多德描述波斯帝国传令官的话:“下雪、下雨、高温、暗夜都阻止不了信使飞速地通过他们的指定路线。”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国家一半的预算花在了邮政上。
《规则乌托邦》书封
格雷伯说,在当今世界,科层制已经像水一样遍布我们的生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全面的科层化”。“没有人很喜欢科层制,然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却越来越常见,几乎无处不在。”
古往今来,总有人批评科层制的繁复与无聊。没人喜欢填表,既然如此,为什么科层制依然深入民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如此巨大?格雷伯指出,首先是因为科层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它会自我膨胀。如果你创造一个科层制去解决一个问题,那在创造这个科层制的时候必然会衍生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创造科层制去解决。
另外,科层制为了强化高层人员的权威,往往会选择掩盖起一部分信息与知识,不与部下分享,这导致下层无法对上层展开批评。
在格雷伯看来,官僚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认为可以按照某种理想改进人们的行为,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人就会受到指责。这样官僚制就会导致谎言的出现。制定出的规则应该公平地实施。但人们都知道规则的实施是不公平的。当我们用规则取代非正式的、随心所欲的体系后,随心所欲上升了一个等级官僚,随心所欲地决定谁该遵守规则,谁不用遵守规则。
格雷伯分析说,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实行铁面无私的规则和管制,这只有以暴力威胁才能运行。所以,“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从警官变成社会学家的吉姆·库珀注意到,许多遭到警察殴打的人都是无辜的。他说警察不打小偷。原因很简单:警察使用暴力,是因为有人挑战他们解释某个情境的权力,说公民付了他们的薪水。或者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把某个无辜的人铐起来,这意味着挑战一位警官的执法。官僚机构的暴力首先就包括攻击那些提出别的解释的人。”
《绝密调查》剧照
如今,民主成了市场的同义词,官僚制就成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自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制度,往往成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借口,然而格雷伯认为,事实不然。维持市场经济绝对比政府更加需要“填表”。私有企业中也有官僚,私有企业的官僚机构就是办公室。所以,美国也是一个很官僚的社会,只不过美国大部分官僚都存在于私有部门。
格雷伯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科层制一旦生成,几乎无法清除。现在已知最早的科层制度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制度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科层制不死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不仅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连被统治者也觉得它很有吸引力。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它的非人性化。冷漠、非人性化,官僚制下的人际关系就像现金交易:一方面它们没有灵魂;另一方面它们简单、可预测,差不多同等对待所有的人。谁又真的想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关乎灵魂的世界上呢?官僚制使你在跟人打交道时,不用忙于各种复杂、累人的劳作。就像你只需把钱放在柜台上,不用担心收银员怎么看你的着装;你只需掏出带照片的有效证件,无需向图书管理员解释你为什么想看关于18世纪英国同性恋诗歌的书。“科层制提供的不只是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理性、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基础。”
福柯分析过权力的运作。他论述过精神病院、诊所、监狱等机构,认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健康、性、工作、道德、真理观,都不只是自己的了,都是某种职业或行政话语的形式,行政官僚制决定了人类存在的范围。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知识都成了权力的形式,通过行政手段决定了我们的头脑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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