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印象”：妄自尊大、良知泯灭、缺乏国家意识

#头条创作挑战赛#

众所周知妄自尊大，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知识分子们，普遍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

比如青年时代的福泽谕吉，一度以“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不过，鸦片战争的惨痛失利，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知识分子们，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动摇。

伴随着明治维新序幕的拉开，日本各界不仅从“仰慕中国”的心态中迅速抽离了出来，还逐渐滋生出了一种“蔑视中国”的观念（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明治维新，让日本迅速起飞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了给侵华提供足够的理论根据，大批日本学者著书立说，出版了一大批带有“辱华”色彩的作品。

其中就有原惣兵卫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中国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中国——对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的《中国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些辱华著述中，“中国人”都有着什么样的形象？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走向共和》中的福泽谕吉形象

1）原惣兵卫的“中国人形象”

青年时代有过参军经历的原惣兵卫（1891—1950），1919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学系，并在1920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加入了东京律师协会。1921年，他前往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学和国家学。1923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1926年，他加入立宪政友会，并在阿部信行内阁（1939年8月30日—1940年1月16日）担任了铁道政务次官一职。

1943年10月，他在东京律师协会会长清濑一郎（1884—1967）等人的举荐下，出任姬路市长一职。1946年，他主动辞去公职，并在专心于律师工作的同时，担任了东京每日新闻社的副社长。

原惣兵卫（1891—1950）

需要指出的是，原惣兵卫尽管接受过较为系统的高等教育，但并不是历史科班出身，更没有像白鸟库吉（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内藤湖南（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等学者一样 系统、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与文化。因此，他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一书，几乎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

在今天看来，这本出版于1932年（拓展阅读：1931-1945：日本是如何奴役和残害东北人的？），打着“能够为关心对华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幌子的小册子，充斥着对中国人的鄙夷和厌恶之情。

换言之，人性中的一切丑恶要素，都被他强加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因此，诸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污名化字眼，在书中比比皆是。

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何谓“服大主义”？原惣兵卫认为，所谓“服大主义”，泛指“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因为容易觉得‘没法子’，进而选择顺从屈服”的一种心态。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书中如是写道：

“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东北）、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在他看来，中国人“排日”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日本的武装侵略，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强大”。

因此他认为，“只要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就会服从”，“排日（活动）自然停止”。

原惣兵卫还在书中指出，“中国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只要他们的自然的生活能达到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之所以强调中国人“爱好和平”妄自尊大，主要是想说明“中国人天性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与今天的“爱好和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左三东条英机 左四汪精卫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又阴阳怪气的认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极强的残虐性”。

比如很多中国人“从小就愿意看宰杀家畜和杀人的场面，“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坦诚说，他的一系列“观点”根本没有什么反驳的价值。原因很简单，这些“观点”只是想阐述一个结论——日本侵略中国，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参加“大东亚会议”的“首脑”合影

2）加藤虎之亮的“中国人形象”

与原惣兵卫不同，加藤虎之亮（1879—1958）是日本著名的《周礼》学者，对中国思想与社会、汉籍版本目录之学以及汉文诗创作，均有着深入的研究。

资料显示，除了《周礼》校勘巨著《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之外，不仅有《中国的贵族教育》（1921）、《弘道馆记述义小解》（1928）、《诗教和皇道》（1934）、《孔子与教化》（1936）等大批著作，还有诗文集《纪恩帖》（1953）、《天渊文诗》（1955）等存世。

加藤虎之亮（1879—1958）

青年时代的加藤虎之亮，求学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汉文科，师从汉学家三宅真轩（1850—1934）。193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大东文化学院、东洋大学担任教职，1938年升任教授，1948年担任东洋大学第16任校长。

在东京讲学期间，加藤虎之亮受聘于日本皇室宫内省，作为御用讲师为香淳皇后讲解经史三十年余年，并在1958年获得了旨在奖励在“学术、艺术、运动领域中取得卓著贡献”的紫绶褒章。

紫绶褒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加藤虎之亮固然有着很深的汉学造诣，但这部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的民族性》，却是一本充满了恶意的“辱华大作”。

当然，考虑到时代背景，日本国内出现这一类著述也“不甚惊奇”。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不仅“自尊排他”、“乐生怕死”、“尊文卑武”，还“缺乏国家观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对于这一问题，他在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中国的）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但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的关系非常淡薄”，“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的）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

显然，这一结论的潜台词就是——“即便日本君临中国，中国的‘民’是不会太在乎”。

没有人会料到，青年时代一腔热血的汪精卫，会主动投靠日本（左三为汪精卫。左五位孙中山，1912）

在“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虎之亮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妄自尊大”和“排他”的性格。对于这一性格的成因，他认为是历史使然：

“（中原）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因为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它，于是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

他进一步指出，（中原）汉族在与四方“夷狄”的对抗进程中，“不单单是自尊卑他，更是排外之心膨胀”。因此，“中国人尽管缺乏国家观念，但是民族的结合心却很强”。

比如“（中国）允许外国人设租界”，“但不屑于与禽兽般的外国人共同生活，而把他们圈在一定的区域中栖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自尊排他”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吗？所谓“民族的结合心”，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吗？

由此可见，他的一系列“暴论”，单纯就是“为了黑而黑”而已，不存在值得辩驳的意义。

日本国内“庆祝”“南京陷落”

3）山崎百治的“中国人形象”

山崎百治（1890—1962），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系（拓展阅读：东瀛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如何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曾“为了寻找能流传千古的中华饮食”赶赴中国考察。

从1930年开始，他一直在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担任教职，有着“蛋白质博士”的美誉。

因为在酸性饮料、甘酒、陈酒等饮品的制造技艺中有所建树，他先后在1945年获得铃木梅太郎奖，1950年获得（栃木）县文化奖，1953年获得帝国发明创新研究所奖。

退休以后，他在三重县成立了东方发酵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纳豆研究。

1949年，枥木师范学校、枥木青年师范学校、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合并为“宇都宫大学”

但就是这样一个农学专家，居然撰写出了一部与本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辱华著作”，着实令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可见，军国主义思潮在近代日本的滥觞，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在撰写《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的过程中，山崎百治采纳了自然科学著作的传统写作形式。

比如在每一章的开篇，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中国人”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以“摘要—考察—概括”的框架予以创作，最终给出自己的结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以“科学”为宣传噱头的小册子，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之情，可以说是“辱华”的“集大成之作”。

因此，诸如“实利主义、商人根性、诡辩、欺骗、冷漠、不择手段”等污名化字眼，可谓比比皆是。

《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目录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是一群“毫无国家和集体观念”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民族，专心努力于在现世、现在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从不考虑社会、国家和未来。这是百恶之源，导致一切犯罪和背德层出不穷”，“中国人不问阶级、职业、性别、年龄，都渗透弥漫着商人根性。对一切的事物、现象只从损益、利害上加以考察和判断。”

“由于（中国人）贫穷、良心的麻痹，对有产阶级的金银财宝土地等的均分，肯定都举双手赞成。然而，要是让他们从既得的利益中提供一些出来，他们肯定会顽强地抵抗。要之，‘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这是中国一般民众的通性。因而，在中国的共产、均分等，可以一时成立，却不能长久。”

《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封面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泯灭”：

“盗窃癖，在整个中国民族中弥漫。原因在于良心麻痹。追究原因，则归结为‘如果良心不麻痹，就无法生存’，这是惯犯所表现出的心理。其中有极力将盗窃合理化的意思”，“盗窃是中国的常习，比盗窃稍轻的罪恶是欺诈”。

“中国人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在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因为欺诈可以得到更多的不正当利益，所以中国民族热衷欺诈是当然之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此不堪？他将“一切恶癖的根源”，归咎于“良心的麻痹、伪瞒”。在他看来，在中国“良心的生活过不得，不昧良心就不能生存。”

《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内页

需要指出的是，山崎百治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官僚与军队阶层，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热切期望自己成为政治家、官僚、官吏”，因为“这确实是份好差事”。不过，这些知识分子们“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后”，只想着“一心营私，专事虐政、压榨，而不把民众的困难与痛苦放在眼里。”

对于横行无忌的军阀，他认为“全都只考虑自家的利欲”，“其部下将兵，更是变本加厉。他们从不把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滥施淫威，敲诈勒索。中国民族虽上上下下视之为蛇蝎，却无可奈何”。

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良心麻痹、现世本位的中国民族，却认为‘军阀在中国是最大的财主、最高的身份地位’而羡慕不已。”

最后，山崎百治“痛心疾首”地指出，“要想改正中国人的这些民族性，除了由日本人来领导他们以外，别无办法”。

日本的军国主义少年

客观地说，在近代的中国民众中，不乏存在上述罗列的一些现象。

但是，山崎百治将上述“劣行”统统归结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无疑蕴含着很深的政治意味——通过“辱华”宣传，煽动日本人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为侵华提供理论根据和群众思想基础。

4）大谷孝太郎的“中国人形象”

有着经济学背景的大谷孝太郎（1900—1980），不仅在东亚同文书院担任过教职，还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在出版《中国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之前，曾著有《现代中国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中国经济要论》等著作。

1933年的中国地图

大谷孝太郎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暴论——“典型的中国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

何谓“群的保身”？他认为：

“中国人的生活是以群的保身为基础发出旋律并运转着的”，“中国人最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是在群体中安居乐业，是把安居乐业置于群之中，而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群”，“群居、经济与生命维持，是浑然的复合。”

何谓“散文的构造”？他认为：

“中国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整体地统一起来，不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中国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尽管）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但是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

在他看来，这种“根本生活形式的散文性”，使得中国人有着“尊大、虚无、无自信和过分自信，冷漠和激情，安分、合理、矛盾、乐天等诸种属性。”

大东亚共荣圈”宣传画

对于“卢沟桥事变”中我国军民顽强抵抗的行为，他将之视为“是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理”：

“（中国人）稍有得意的事情便得意洋洋，是矛盾的乐天派。即使一朝被攻下了一城，一夕被拔掉了一堡，节节败退，一般也没有失败感。失败时也以善战相安慰，无论遭遇多大的倒霉事也不气馁，看上去就是高高兴兴地失败”。

一言概之，在大谷孝太郎的眼中，中国人是一群“妄自尊大、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自暴自弃”的人。

对于“建设”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而言，中国人的这些“特质”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成现代中国人性格的超克”。

7月10日中日两军于卢沟桥态势要图

需要重申的是，大谷孝太郎的一系列暴论，出自反法西斯战争迎来曙光的1943年。

因此，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心态。

在今天看来，他的一系列“暴论”，与其说是在概述中国人的“国民性”，倒不如说是在“宣传”日本人的“国民性”。

试问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妄自尊大”的人，究竟是谁呢？

5）尾声

历史证明，日本人发动的一系列“攻心战”，根本无法挽回失败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人的“帝国梦想”，彻底灰飞烟灭了。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现如今，“日本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对于近代日本所宣扬的一系列“暴论”，我们只需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更容易演变成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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