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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传播学研究注重与来自跨学科的经典理论对话，并对“何为媒介”等基本问题持续反思；其次，研究者兼顾新现象与日常性议题，注重新旧问题、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传播学者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多元的行动者、更丰富的研究场景之上，使得学界对空间、物等研究对象的认识愈发深入和全面。
一、：价值与忧虑
价值：有学者提出，元宇宙代表了当下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极致状态，其实时性试图消除互联网传输信息的时空异步，复制现实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实现不同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融合与操作互通，并且可以一直稳定、持续存在，而不像手机等媒介在电量耗尽后便失去功能。可以看出，元宇宙的目的分为两步：先复制一个包含现实世界元素、关系、格局的孪生世界，再用这个世界协助、影响现实的运行。这一路径在数字资产管理领域和重视面授、在场经验的教育培训领域备受期待。
隐忧：研究指出，元宇宙在形式与内容等多个层面上依赖着现实世界，而“平行”“孪生”等描述无不隐喻着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分割，这种“诞生于现实又独立于现实”的矛盾属性，既制造了让元宇宙成为“乌托邦”的浪漫设想（胡泳，刘纯懿，2022a），又催生了有关数据被资本利用、现实身体意义消失、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警惕忧思。
总体看来，由于元宇宙的具体开发和维护方式尚待商榷，话语场域的扩张没有配合落地的应用场景和令人信服的治理机制，导致学界在探讨这一概念时，只能不断从过去与想象中汲取养料。此外，随着疫情结束，人们重回公共场所，微软、Meta等科技公司提供的居家办公等线上技术服务的重要性显著降低，微软旗下的主打VR体验的元宇宙社交软件Alt Space VR等团队遭遇重创，硅谷科技巨头集体大裁员随之而来。
二、疫情与健康传播：国家行动、社会建构与个体信息行为
国家行动与国家话语日益被纳入到健康传播研究视野中。大喇叭和微信网格群等新旧媒介、媒介动员与人际动员“共在”局面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其中大喇叭的乡村动员效果最为显著。村干部则在疫情防控中扮演“国家代理人”角色，借助新旧媒介或面对面讲解与村民互动，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在上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送瘟神”（去除血吸虫病）运动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话语黏合了政治意识、科学知识、群体劳动、健康理性、公共诉求、生态需求这些结构性因素。“国家”在场给人们带来了爱国与健康的认知，且让“仪式性健康”在当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被反复印证，“国家”由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健康主体。
在社会层面，媒体和社会文化规范也对个体认知和态度发挥着建构性作用。主流媒体通过宣传动员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有效融合，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共识，激发起全民抗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了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
个体信息行为：
健康信息本身的属性或特质如何影响个体的接触行为：疫情信息主要采用的指导、后果与缓解三类框架会差异化地激活能量与紧张两种情绪唤醒机制。其中，能量唤醒能够促进公众的信息转发行为，而紧张唤醒则会显著激发公众通过原创发言进行情绪分享的意愿。
谣言和虚假信息研究：整体看来，社交媒体中流行的虚假资讯会使人们对新冠疫情产生错误的认知、形成抵制疫苗的态度并阻碍其学习相关知识。辟谣信息可信度在遏制谣言信息的二次传播和促进辟谣信息传播两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提高辟谣信息的可信度，应作为辟谣工作和谣言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
信息获取：技术赋权下的“能动性”可被演化成用户在社区内互动的“社会资本”，不断激励弱势群体从“他助”的被动境地走向“自助”的积极作为。不过也应看到，该群体所面临的关怀成本、错失恐惧和认可焦虑带来的数字压力。
三、传播思想史：理论旅行与边界工作
社会学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卡茨（Elihu Katz）晚年的这一声感慨依然在今天回荡。其中，一种回应直接将“功能主义”放置在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另一种回应则着眼于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
四、重新理解媒介
黄旦认为要从媒介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探讨单个的媒介形式，来理解媒介。“媒介角度”意味着认识到媒介有“媒”有“介”，是“媒-介”的互动，是一种“交转”，它开启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戴宇辰尝试借由透明性的三个依次递进的维度（即质料透明性、知觉透明性和媒介性透明性）说明媒介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他认为，媒介是其在特定历史境遇中所中介的“媒介-事件”（media-event），事件通过媒介得以传播，而媒介也在此过程中具象化和传播了自身。因此，重新理解媒介的一个重要面向便在于把捉媒介的历史效应。
胡翼青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则深入地讨论了“媒介性”问题，这也是对媒介本体论的集中探讨。在他们的论述中，媒介性被进一步划分为可供性、可见性、具身性、生成性四部分内容，且四个部分的内容呈现出高度的内部对话特征。
五、数据基础设施的倒置和媒介物的显现
健康码也可被视作一个典型现象。首先，它形塑了各地健康码信息共享、互认通用的方式，影响了健康码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实现规模化的能力。此外，它加速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政府管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相关的实践进行重新划分（李梦颖，2022）。然而，健康码在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数字化的同时，也作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决断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制造着“主体”与“例外”的区分，进而强化了社会的权力间距。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脑的物理可见性虽然在逐渐弱化、趋于隐身，但其蕴含的文化可见性却在增强。具体而言，电脑的普及于时空维度造成了“附近的消失”以及空间感的重构，于权力维度则因其取消了总体性的内容消费，而无法像传统媒介那样营造清晰的“国家”甚至“家”的总体性叙事，进而促使我国互联网文化治理转向以媒介物治理为中心。
六、数据化生存中的算法与算法抵抗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逐步包揽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交织，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意义上的由“比特”构成的世界逐步进化为由数据构成的世界，使得人的生存方式从“数字化生存”深化为“数据化生存”。在算法日益渗透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如何认识和理解算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媒介素养。不同教育程度的群组之间存在算法知识沟。
在算法秩序的另一头，是被窥探的用户。当既定秩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对用户造成负面体验或者给用户造成隐私困扰时，后者便会发挥能动性，积极创造抵抗的战术。对算法产品的空间隔绝、对算法规则的自我重组、对算法规则的主动嵌入、对算法逻辑的反向规训与控制，但是，对于算法社会中的受众而言，这种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和链接。这种“抵抗即参与”的境遇反而凸显出受众面对算法的无力感。
七、迈向纵深的数字劳动：隐秘的劳动控制与多元的主体异化
研究认为，平台经由智能手机、移动电池和智能算法所形成的三种人—物网络的中介，铭刻骑手的流动轨迹、生产灵活且持续的即刻劳动并层级化地管理骑手。
同样，自由撰稿人作为灵活就业者，也深受平台“数据逻辑”的控制。这种弹性的灵活雇佣关系免去了平台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障的义务，让撰稿人在自我规训中被虚幻的“自由”所把控，成为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韩炳哲，2010/2019:14）。而这种把“自由”当作控制手段的“老板游戏”普遍存在于“非物质劳动”与“非正式用工”领域，为数字经济所利用。
新兴职业领域也愈发卷入平台逻辑。研究认为，电竞主播和移动游戏陪练的游戏过程因平台经济的裹挟而变得“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具体而言，平台经济奉行的“流量至上”的“数据逻辑”使得原本充满娱乐和技巧性的游戏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的直播数据与对局数据。久而久之，电竞直播被“降格”为一种同质、枯燥的“数据劳动”，一种“丧失游戏性之游戏”。
专业新闻机构也深受影响，市场话语的侵蚀使得其文化权威和自主性受损。具体而言，新闻组织、部门与记者之间，从下到上形成层层嵌套的流量锦标赛竞争机制，共同构成新闻业的流量文化。这使得新闻从业者异化为去专业化的“流量劳工”，新闻生产的价值逻辑也被流量指标塑造的意识形态文化所遮蔽。而新闻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本质上依然无法抵抗“流量至上”的行业意识形态文化制造的同意和劳动困境。
八、多重空间中的互动关系：多元行动者间的互嵌、异化与建构
媒介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不仅容纳了居民的日常交往互动，还通过组织、改造人的现实行为，进一步重塑了物质空间。（电子导航地图、语音播报、微信群）
首先，媒介对空间具有殖民和异化作用。比如，作为隐私空间的“家”被智能家居收集数据并联通，这造成空间的资料化和工具化。
此外，移动互联网技术造成了“一个屋檐，两个空间”的家庭空间解体现象，即家庭成员虽共处一室，却各自沉浸在手机创造的个人精神空间里
其次，媒介表征的选择性和不完整性可能造成人们对某些空间的忽略。没有被电子地图收录的城市边缘地带或流动摊位便体现出地理空间中的“信息不公平”。
再次，虽是“互构”，但较之媒介，物质空间的低能动性可能造成其意义的消退。例如，电子地图培养起人对媒介的依赖，降低了物质空间可被感知的能力。
九、媒介文化：权力与批判
媒介文化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兼顾国内和跨文化语境。在本土，研究者持续关注老年人、女性、忧郁症患者、打工人等群体或其媒介实践，试图揭示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冲突与权力关系。
将视野延伸至海外，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种种文化输出实践进行反思，意在探寻一条可行之路。
在理论层面，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备受关注。在他看来，传播是一切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感觉结构得以存在和分享的前提，传播实践也以文化和感觉结构为基础，两者相互构成。此观点启发研究者认识到结合结构分析与主观体验分析的重要性（黄典林，李杭洋，2022）。不过，中国威廉斯研究却发展得差强人意，远离文化现实（徐德林，2022）。这映射出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理论旅行中的问题，即理论被匆忙与激进地接受，而方法论与价值论无法得到较好地转换。
十、数字化变革之下的记忆研究：记忆重塑与记忆整合
数字化变革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记忆及遗忘的方式。一方面，经网民与技术生产的记忆数据体量庞大，侵蚀着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数据对技术的依赖使之更容易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影响。
不过，人的主动介入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记忆，并为遗忘减速。例如，在纪念李文亮的微博中，哀悼初期，网民以看似散漫的日常表达（如“早/晚安”）改写了多元力量制约下的话语秩序；之后，哀悼者持续共享悲伤、发起动员、维护哀悼对象的身份价值异化作用，逐渐形成了民间的情感景观。直到官方赋予荣誉身份异化作用，民间记忆与官方的集体记忆才趋于融合。
如何整合个体与集体维度一直是记忆研究的关注重点。李红涛、杨蕊馨(2022）提出，应将作为积极行动者的“个人”重新放置在数字记忆研究的核心位置，从指向媒介的社会实践视角追问“人们如何在数字世界中记忆和遗忘”，同时深入探察数字社会的结构与历史，以此来激发记忆研究的想象力。
十一、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
手机作为最普遍的移动设备之一，是现代人数字化生存的基础承载物。而社交媒体以手机为依托，在交流欲望与媒介技术的共同推动下走入人们的生活，形成人的“根本性境遇”。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关注手机/社交媒体对使用者行为、社会关系、生活状态的影响，二是聚焦人在使用手机时的方式与心理，突出人面对技术（物）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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