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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CSDN（ID：CSDNnews）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从混沌初开到万物互联，从「程序英雄」到「平台诸侯」，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经 60 个春秋，整个商业社会的形态已被重置，生态格局已然形成。
忆往昔，过去 60 年间，也是这份创新缔造者、中国程序员快意恩仇的江湖时代，他们以代码为剑，热血如沸，不同时代的技术人共同为中国计算机产业而奋斗，成就了如今中国互联网。
而在这高手如林的互联网之中，诞生了无数程序员，正如：
不久前，他们共同聚首长沙·中国 1024 程序员节现场，从 30 年代跨越到 00 年代，以经验为基础分享不同时代下的程序人生，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变迁，解答当代程序员之惑。接下来，我们将一探属于他们的技术时代，借此，也希望为更多的同行者带来一定思考。
不同的程序人生，朴实无华，痛并快乐！
蒋涛（主持人）：回顾过往，在大家技术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
倪光南（30后）：最快乐是调机成功的时候。当时第一代电脑是由几千根电子管组成的。按概率，每天都要坏一两根电子管，因此调机是件很困难的事。
我并非程序员出身，而是从硬件做起。彼时，我从中科院分配到计算研究所时，所里已经制造了一台 104 机（我国第一台大型快速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随后我参与了 119 机（首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发。
当时我们没有指令，没有语言，119 机使用的是八进制，要发三条指令才能把一个区域调到内存，与其说是程序员，调机工作人员更为恰当。
到第三代计算机的时候，出现了汇编语言，但汇编语言写起来比较困难。后来我去加拿大工作时，接触到了 C 语言，回国后，便让所有的软件工程师都用 C 语言，包括后来的汉字系统、成功交换机和打印机等，使用 C 语言编写效率至少提高了十倍。
所以从程序员开始，我便认为 C 语言是最好的语言，使用 C 语言才是一名够格的程序员。
求伯君（60后）：我们那个时代编程工具只有汇编，后来慢慢有了很多语言，但那时资料和工具都不齐全，互联网也不够发达，为了买开发工具或者查阅资料都得去中关村，因此我早期写程序都是用汇编。
当时第一版的 WPS 写了有上百万条程序，因为高级语言里调用的函数，在汇编里实现需要一百多条代码，每个功能要全部一条条去写，因此工作量很大。我当时很佩服一个同事，他是用 DeBug 写代码的，调试好了，再存入执行代码。
那个年代写程序真的很难，但同时也很快乐。那时为了解决 Bug 功能，我们写程序都没有日夜概念，就把自己关一个房间里，饿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睡，经常带着问题入睡。有一次在梦中想到了解决方案，醒来就特别兴奋地去实践，结果真的成功了。这段做梦实现的代码我记得是为了解决汉字输入法的一个中断问题。
当时写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是分不开的，经常要调用硬件部分，包括硬盘分配、存储、输出等等。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还是非常快乐的。
还有一个快乐我很少讲。因为起初我写 WPS 纯属兴趣，没有想过用它创业或者赚钱，所以我当年到中关村，看到一夜之间很多人在用盗版 WPS，我那时也没有版权概念，看到很多人用，我就非常高兴。当时雷军就破解了其中一个版本，我也因此与他结识。
王成录（70后）：我是 1998 年博士毕业，我的博士课题是用 Fortran 语言实现金属成形过程模拟仿真，写了三万多行代码。期间有一度十分崩溃，因为编译一直不通过，调整了近 9 天时间，未果。后来，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我就看了看实验室窗外的树，突然灵机一动，代码调通了，之后课题也就很快地完成了。这种快乐的感觉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之后到了华为，开始做无线程控交换机。当时进入无线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只有三四十个人，那时做出来的产品容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了。因此我们开始做 iPaas 模块，完全用 C 语言来写。当时我们在一个周末就写了三万多行代码，当然有很多 Bug。
彼时的经历对我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助力，让我快速全面地理解了整个电信网的系统。虽然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做具体的研发工作了，但是曾经读书时和工作以后的记忆尤为深刻，看到代码有时还是心痒，会帮别人解释，这就很有意义。
何征宇（80后）：我的快乐与各位一样，但也不一样。
各位前辈上述分享的解 Bug 的快乐我特别有感受，我在谷歌和蚂蚁集团都有解 Bug，这种快乐应该是程序员共有的。
不一样的是，作为长沙本地人，当问及最快乐的时刻，我想到的是离长沙岳麓书院不远处的青少年宫，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妈送我去那里学计算机。彼时，我学其他的兴趣班都很抗拒，但唯独这个是我主动学的，有一种打开新大门的快乐。
这种快乐也存在于我读博士时由算法转到内核的时候，那种因为接触到了新领域而感到的快乐。
王 涛（80后）：我之前在 IBM 做 DB2，即管理型数据库。后来我开始做巨杉数据库，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
自从接触整个计算机，我的快乐主要是来自两点：
姚 颂（90后）：调试程序我其实并不是很专业，我最开始的接触计算机是小学三年级的培训班。那时候我最快乐的是课前二十分钟，可以玩一些 4399 之类的小游戏。后来到了清华电子系开始真正学编程，我在很多领域都有涉及，包括 EDA、深度学习、根据芯片网表检查硬件木马，还在斯坦福做了三个月的访问研究。
当你专注在技术时，你的快乐就会变得很简单。你需要面对的只是一个问题，而你去想方设法的解决，解决了你就会感到很单纯的快乐。
朱震霆（00后）：我很直观的感受是，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编程的门槛降得更低了。在我小学时，一个班十几个人都会去学习编程。我一开始学习的是专为儿童设计的一种编程语言，比较富有趣味性。
后来初一时，我为了参加关于算法的学科竞赛去接触了 C++，学习了算法。
我的快乐与各位前辈也基本一致，就是享受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还有因为现在学习编程的人很多，因此可以与学习相关方面的同学共同讨论，促进学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
蒋涛（主持人）：身为程序员，遇到过哪些难熬时刻？
求伯君（60后）：做程序员很痛苦，做公司更痛苦。中国流传着“痛并快乐着”这句话，意味着快乐与痛苦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没有快乐，那肯定就没有痛苦。
我的痛苦就是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很多困难。虽然我现在可以坦然地说，我当时看到有人用盗版 WPS 都很开心，但这确确实实影响了我的发展。在 1992-1993 年，那时候我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如果我只是打工的，那没关系，可我当时招了许多人，那时遇到的困难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后来我把雷军这些人招进来去管理事务之后，我发现我解脱了。所以我认为，让程序员去干非程序员干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王成录（70后）：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被人理解。因为做软件或编代码，别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沟通时就很容易不在同一层面或同一语言。
我认为做软件，跟随别人做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软件是需要往前走的。但这样，困难就又叠加了一层：你越往前看，别人就越不理解。我做软件，需要跟相关部门合作，要与公司申请投资，要交付给客户，都需要大家的理解。所以这是我一直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个问题我相信也会一直存在吧。
何征宇（80后）：确实，很多时候痛快和快乐并存的。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们第一次大规模上线的时候，出了非常大的 Bug，面临着软件发不出去的情况，那个时候真的异常痛苦。但同时，快乐也是在之后收获的。所以我认为，你有多大的痛苦，后面就有多大的收获。
王 涛（80后）：我觉得很多技术人难题都是相通的，而我的痛苦是从纯技术向带团队的转型期遇到的很多问题。
一开始很多事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面对，那时候只需要一台机器就很容易解决。不过，后面需要更多人参与，需要发挥团队能力时，就要面对很多问题了。这是我近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因为这是很多程序员必备的转身，只要能走过去，就能发挥自己更多的力量。
姚 颂（90后）：首先，找方向是最痛苦的事情之一。程序员的快乐很单纯，因为目标是既定的，解决难题就好了。但找方向，类似公司要转型，下步做什么？AI 芯片之后又能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痛苦与前面两位有些类似。我们开始都是做技术出身，在转为管理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是非常痛苦的。我原本不太喜欢做思想工作和谈心之类的，因此这就很挣扎。另外，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强，一件事可能轻松就能做到 90 分，但你手下只能做到 70 分，这就需要你花两倍时间去培养。我原来是急性子，但做公司使我变得很有耐心。
其实，如果你迎上了这些困难，去做到了自己原本做不到的事，那对你永远都有好处。因此我也一直逼自己做一些不擅长的事，走过来了，就好了。
朱震霆（00后）：我在姚班挺痛苦的，因为大家都很厉害。但我现在感受到的最大痛苦还是从一个竞赛选手，转变成做某一个方向的技术人员。我本来是习惯拿到一个题目去解决，但现在这个方向需要我自己去发掘。
如何在千万程序员群体中脱颖而出？
蒋涛（主持人）：做软件需要协同，如何带领团队一起成长，而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我们需要的？
倪光南（30后）：我认为人想要成功，需要具备两点：
要敢于突破和创新。软件工作者，有时候是有能力去完成一件事但却失败了，这可能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而是应用变化了。
要坚持。你得有思想准备，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有些时候关于计算机的事情很难，但我们努力去做，还是能够做成。
求伯君（60后）：我做软件企业比较早，现在很多大公司的人以前都在我的公司工作过。如现在的腾讯、阿里也有从我们公司出去的人，这个也算是我们的贡献。
在创办企业之初，我是一个人写程序，发现事情做不完了再开始加人，后来就慢慢建立了团队，我是属于被驱动的。招人的时候，我是先找一个同样是写程序的，后来发现企业全部都是程序员，那时候才意识到，一个企业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招人的时候才开始有其他的方向。
王成录（70后）：我个人认为人才的两个能力非常重要：
逻辑能力。如果逻辑抽象不清晰，就无法从众多选择中抓住主要的点。
学习能力。因为软件发展很快，学习能力不足的话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华为在人才上的淘汰率也不低，12% 左右。
关于带领队伍，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带着大家不断打胜仗，只要不断打胜仗，很多事情自然就有拥有了。
何征宇（80后）：我认为优秀的人才，有三点很重要：
自驱力。你为了什么去做一件事？图的是什么？正如求伯君老师所说，他是真的想把一件事做好。因此我认为驱动力很重要，拥有良好的驱动力能成事。
责任感。在能成事之际，也要肩负起所做之事带来的一些后果。我们今天写的软件，到了明天或成为一种负担，因为软件更迭，或被删除，或被取代。
团队精神。现在的大型软件是需要很多人协作的，一个团队、一个公司，甚至是与世界各地的程序员共同完成，因此我认为优秀的人才需要具备这种与人共事的心态。
王 涛（80后）：我们做团队是从两个方面培养：
技术能力。技术就是写代码的能力，错误率、架构质量之类的指标。
团队文化。这一部分对程序员可能比较有挑战性，关于是否能以客户为中心，自我驱动力如何，以及团队沟通能力，需要具有团队精神。
姚 颂（90后）：在个人能力方面，我非常同意之前王博（王成录）提出的学习能力和逻辑抽象能力。一个人做事情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热爱想把事情做成功还是想赚钱，这些都能感受到，而对于前者我们就会给他多分利益。
我们已经被收购两年了（2018 年赛灵思收购深鉴科技），期间 130 多个人走了六七个人。被收购前，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以公司为荣，很少抱怨物质方面消费者bg，而被收购后，理想和精神层面的驱动力减少，更多转变为了物质驱动力，因此会有很大不同。举一个例子，当时刚被赛灵思收购时，我问 HR 以后周六上班吗？因为那时这变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创业。
我至今还留在赛灵思除了物质方面，还因为两个方面的责任感：
一、赛灵思拥有 30 多年的历史，而这起并购是 2012 年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收购的高科技公司。在收购以后，赛灵思对我们很认可，也付出很多。因此我们要负责到底，不能还未交付足够的价值就离开。
二、要对我的员工负责，我留下来可以照顾他们，让他们安心。
（注：截止发文，AMD 以 350 亿美元宣布收购赛灵思）
朱震霆（00后）：在信奥赛比赛时，我们需要三个人协作，彼时我们队友之间需要通过看纸质代码 DeBug；或者有人上机时，其他队友就去解决别的题目或者从旁观察，防止上机的人写出 Bug。因此这是一个很在乎分工合作的过程。
我上大学之前，也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给我的最大感受是：一个团队里面，最优秀的人越出色，整个团队的水平也会随之上升。虽然外界都说姚班很厉害，压力会很大，但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情，在合作中竞争的团队精神会对团队的发展很有帮助。
程序员世界没有“退休”二字，“35岁现象是个伪命题”
之前求总（求伯君）表示退休了，那请问您最近在关注或者在做什么？
求伯君（60后）：首先退休是真的，我没有再去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因为身体不好，我正在锻炼身体，平时会关注一些感兴趣的东西，也写一些自己用的游戏代码，不是作为商品去写的。譬如游戏外挂之类的，当然这不方便拿出来炫耀。为了完成游戏的任务，写代码将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如何看待程序员生命周期？好多人 40 岁不写代码了，是编程优则仕吗？
求伯君（60后）：程序员的生命周期我认为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我不写商业程序是因为体力跟不上，商业程序需要规定时间，而我自己写个小游戏可以有时间就写。因此只要有逻辑思维在，我认为程序员就可以一直干下去。有人 80 岁还一直在写程序，多写程序说不定还能防止老年痴呆。
何征宇（80后）：关于 80 岁的问题我特别有感触，这个问题被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我自己的团队就招了好多前辈。当我在谷歌的内核团队时，周围都是爷爷级别的程序员，并且他们真的是顶梁柱，他们写出来的程序都像是艺术品。我在此大言不惭说一句：我觉得中国软件业要发展，就看我们到底有多少爷爷级的程序员，看有多少爷爷还在写程序。
一个人往后台发展的话，读完博士或者硕士，年龄就要大一些，然后要在公司里真的做过系统或者工程，五六年才能完成一个，做完两个就要 40 岁以后了。因此我认为 40 岁以后才是程序员的黄金时期，才能创造世界级的工程。
程序员的年龄逐渐增长后，想转岗到管理岗位的话有什么建议？
王成录（70后）：基于上一个问题，首先我并不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写出好软件。在中国普遍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做出好软件的原因是，中国的软件全被挤到了上层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的确讲究创新，但真正的系统软件是一定需要时间积淀的。
因此在这个方面，中国软件的观念一定要扭转过来。
在转岗问题上，想成为软件管理者或者想成为标杆，需要具备三点特质：
一定要往前看。这是做软件产品所需非常重要的洞察力，因为软件与硬件不一样，它变化太多了。如果往回做产品和技术，是不可能做到很大份额或者世界领先的。以操作系统为例，只有开创新的机会点，未来国产操作系统才有希望。
学习永远不能停下来。以个人为例，我每天花一小时学习，多年来雷打不动，John L. Hennessy / David A. Patterson写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我从第二版学到了第五版。因为如果你没有相关能力就无法管理团队，别人需要决策的时候，你没有自己的判断，就无法选择正确的答案。
拥有逻辑抽象和布道的能力。布道就是让别人理解你的想法，不论是对客户还是投资人，抑或是在企业里，只有对方理解了，才会对你的项目进行投资。
对于当代开发者，有何建议？
未来如何平衡开源与提供企业级服务之间的关系？
王成录（70后）：按我个人理解，首先，开源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选择的问题。商业从哪来？这就决定了手段的不同。例如苹果闭源很成功，安卓开源也很成功，所以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而是商业选择的问题。
其次，构建生态跟做 TO B 完全不一样。做 TO B 时，交易发生的角色很清晰：提供者和客户。而构建生态时角色会变多：最终享受生态的消费者，各种生态贡献者，如软件贡献者，硬件贡献者，应用贡献者等等。如果这些人不能获得很好的利益平衡，生态很难走下去，所以生态比 TO B 复杂很多。
以传统和竞赛培养程序员的两种方式，大家如何看待？
王成录（70后）：竞赛选手培养的应该是逆向思维，这在产品或工程里面有非常合适的岗位。因为在做产品的时候，不能只用正向思维来设计。以交换机为例，它是一个必须高度可靠的设备，而我们把其功能实现其实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另外 60%-80% 是处理异常情况下的解决方式。因此我们也招聘过一些竞赛选手消费者bg，他们的逆向思维，尤其是用攻击的视角去看待产品时，会给设备的实现提出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蒋涛：竞赛培养的是快速学习和解难题的能力。唐文斌(旷视联合创始人兼CTO)就在培养高中生做 AI，也招一些竞赛选手，然后发现头脑聪明的人上手也很快，所以竞赛本质是一种选拔机制。
蒋涛：六代技术人对目前的中国开发者有哪些建议？
姚 颂（90后）：要勇于肯定自己，不能在舒适区里面，要往上走，不断学习，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王 涛（80后）：中国软件的上层应用，如移动App，在全球已经是超前水平，但在基础软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希望在座的程序员多关注底层软件，只有把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把楼建得更高。
何征宇（80后）：活到老，写到老。
王成录（70后）：做软件，一是心要静，二是持续学习。
求伯君（60后）：两年前的一次1024大会上，我曾呼吁：程序员太辛苦了，在这一天一定要放半天假。
现在我仍然呼吁：10月24号应该为所有程序员放半天假。
朱震霆（00后）：要多思考，勇于创新。虽然别人可能已经做了十年的技术，我们不一定很快赶上，但我们换一条路就会变成新的赛道。
蒋涛（主持人）：以倪院士曾经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熬过寂寞期，你就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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