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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无论是内部的大规模的制度变革，还是外部美朝关系的变化，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尴尬局面前所未有，因为没有人预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事情发生了，很多人惊慌失措，人们所表达的便都是毫无用处的情绪，更多的人则努力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投射到事物之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知识界失去观察、判断、分析和预测事物的能力呢？今天IPP评论推送郑永年教授的一篇长文供大家思考。郑教授建议中国知识界应该从经验观察入手，努力从方法论上去寻找原因。他认为，这比骂爹骂娘、互相攻击要好。
备注：本文是郑永年教授独家文章《愚昧的根源》的上半部分。因文章总字数超过15000字，IPP评论将分上下两部分推送。敬请关注。
中国思想界的贫穷
近年来，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界为什么会出现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情况？这里，我指的“有效知识”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从学术上，知识至少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愚昧，在解释的基础上提炼为概念，上升为理论，从而建构至少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理论。从政策上，知识至少能够有助于：（1）诊断现存社会弊端；（2）改善各种制度的运行和决策的有效性；（3）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
中国今天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每件事情的发生几乎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都很震惊，甚至恐惧。一旦事情发生了，人们所能表达的便只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情感，或者欣喜若狂、歌功颂德，或者如丧考妣、骂爹骂娘。社会的各个角落充斥着笑声、哭声、骂声、狂叫声，唯一所缺的是理性的声音。这些声音要不从学界传递到社会，要不从社会传递到学界，让人抓狂或者窒息。诸种现象表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知识短缺的问题，而是很多人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
有效知识供应不足有很多原因。很多学者尤其是关切政策的学者，大都围绕着政治人物的思想或者政府的现实需要转，如和尚敲木鱼般，而研究界的学者，很多则围着西方思想转，如传教士般喋喋不休。并且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大家都一哄而上，可即刻形成一个“思想潮”或者“概念潮”。研究政治人物的思想不是说不可以，反而是应当。政治人物尤其是伟大的政治人物，的确具有深刻的思想，例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没有能够研究透，更说不上发展。实际上，很多研究者只扮演了传播的功能，而非研究的功能，更非发展的功能。再者，在传播过程中还存在曲解和庸俗化的情况。因此，就出现了思想越研究越贫穷的局面。传递到社会，便是一片愚昧的声浪。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如果光强调政治上的因素，那么知识领域就没有任何希望加以改变了。实际上，如果光强调政治原因，那么就会太过于简单，也解释不了历史上出现的很多现象。就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说，中央权力解体的确经常导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研究美学的宗白华先生就曾经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不过，在其他方面则不好说了，人们并没有看到同一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巨大成就。这的确说明了，国人是情感的产物，而非理性的产物。美学诉诸于情感，思想诉诸于理性。痛苦造成情感变化，反映在艺术上，但没有产生更多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并没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思想家都是在中央集权的时候产生的，例如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黄宗羲、王船山等。
在世界史上，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教权控制一切，但这并没有阻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俄国知识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沙皇俄国到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俄国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和专制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俄罗斯的思想界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譬如苏联解体之前，来自苏联的不同意见持有者，都能对苏联政治做出极其深刻的反思，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思想。中国即使那些自称为“持异见的人”也没有能够产生类似苏联的持异见者那样的深刻思想，大多是拿着西方的思想来简单地批评中国政治而已。
从所有这些例子来看，人们必须超越过于简单的政治因素来寻找其他阻止思想产生的原因，即要从政治和体制层面转移到人的个体层面来找原因。不管怎样的政治体制，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个人思考和思维；公开的出版是一回事，而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经验地看，制度和人的关系正如鸡和蛋的关系。人们可以抱怨制度，但制度则是人造就的，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要改变制度，首先就要改变人。在没有改变人的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力量从何而来呢？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人如何影响知识创造的？这就要从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去寻找。而思维能力这一主观的因素则是通过思维方法呈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知识短缺背后的便是思想的贫穷，思想贫穷背后的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中国学者的思维方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深刻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知识挑战。
在西方，从古希腊到当代，有无数的著作论述知识方法论。知识方法论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体。但在中国，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历史和现存的知识，而对产生知识的方法论则没有多大的兴趣。直到今天，并没有看到一部论述中国知识方法论的著作。当然，本文也不可能对此加以全面论述。本文只从一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学者的方法论问题，即学者们是如何对不同的意见做出反应的？一个人对不同意见做出反应的方法能够直接反映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在接下去的讨论中，我们先来看西方学者遇到不同意见时是如何反应的，然后再来看中国学者是如何反应的。这种对比不仅可以让人们看到中西方学者对不同意见的态度，更可以看到两者创造知识的不同方法和所创造的不同知识产品。
遇到不同意见
西方学者会如何反应？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理论高度依赖于同样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无数观察和分析社会的工具。当今中国研究者们所使用的所有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是西方学者发明创造的，中国很少有份发明这些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发明离不开更高层面的思考方法，即从西方文明复兴以来所建设的知识体系。
尽管西方有古希腊传统，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才基本完成的。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亚当·斯密等的著作。这些“宏大的论述”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了微观的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的社会科学家。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关系。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他们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植到美国没有任何困难。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理论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关系，一直相当有效。尽管今天欧洲的社会科学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大思维”传统仍然在延续。从长远看，这可能又会演化出新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学者能够建立起其知识体系而中国学者则没有？西方现在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可以说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并且反过来对欧洲转型本身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知识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关系，知识可以对实际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在欧洲学者观察和解释自身社会转型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些没有经历同样转型的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印度等。在西方，也存在着论述中国社会“为什么不（像欧洲那样）转型”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马克思、韦伯和维特福格等。所以，即使存在着有关中国的宏观理论论述，也是西方学者建立的。
不过，西方学者的中国论述具有很难让人接受的文化“偏见”甚至意识形态的“偏见”。早期主要是文化“偏见”，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往往以他们固有的文化价值来认识中国。后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因为西方学者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论述的讨论，见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现在的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转型，并且较之西方的转型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思想家。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方法论来说，这里可以举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研究为例。在当代思想家中，赫希曼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具有思想性和操作性的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既是对历史和现实现象的观察，也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具体地说，这里可以举他在《反动修辞学：悖谬、无效、有害论》（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所创造的三个概念——“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为例来讨论西方学者如何产生有效的知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中国学者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生产知识？他们是用何种方法来回应不同的知识或者观点的？为什么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产生不了思想和知识？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学者产生有效的知识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关心的是知识生产过程。
根据赫希曼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进行着互相竞争和斗争。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各种社会新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这些都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例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赫希曼关切的是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辩护其“反动思想”或者反对“进步思想”？
应当说明的是，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含有意识形态，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尽管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因为人们总是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称为“反动派”，不过，“反动派”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这种政治意味是人们在理解赫希曼时所必须首先去除的。
再者，强调这一点对知识生产的确非常重要。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人们的知识生产构成巨大的制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社会科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价值中立”，知识生产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知识，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个时候人们再给知识一个“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回到赫希曼的作品。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的“反动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有些是针对民主政治，有些是针对社会福利，但是就思维结构来说，它们都包含着三种同样的论证结构，即“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
“悖谬论”的逻辑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者人类的知识的局限性（即知识的边界），改革所带来的“进步”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
“无效论”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有害论”的逻辑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会摧毁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赫希曼以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为例来说明。
“悖谬论”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
“无效论”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无法以人为的努力加以消除；
“有害论”则认为，社会福利摧毁了其他更重要的价值，例如个人自由。
同样，“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着类似的三种观点。赫希曼也发现，尽管“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但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在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运动”的主题主要是“悖谬论”，即认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革命者所声称的“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者最常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前者论证大众民主和自由的不相容性，后者相信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即认为愚昧，为了消除贫穷，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了传统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赫希曼在这本书中也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思维结构，他同时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例如，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的时候，进步派则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革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地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赫西曼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人们这里不是在“形而上”层面或者规范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是检查进步和反动双方是如何在发展他们各自的论题的，即是如何发展他们各自的知识体系或者思想的。或者说，作者所做的不是一种价值和道德评判，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在“形而下”层面所做的经验分析，因为两派尽管观点对立，但都可以用经验证据来加以验证。西方自近代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观点，思路还是这些思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大家各自寻找经验证据来论证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或者我们在读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用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实际上，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自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就是经验理论。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撑，也没有合法性，没有信服力。理论和思想的经验性至为关键。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这些事实基础就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没有现实经验，就不能讨论理论和思想。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和讨论；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以及和现实的继续相关性。
遇到不同意见
中国学者会如何反应？
那么，反观中国，遇到“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中国学者会如何反应呢？生产知识和思想当然并不一定要在和不同的意见或者观点的争论中进行，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生产知识和思想。不过，中国学者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反应很能说明为什么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和学者思维方法论的贫穷有关。“诅咒”一词可以用来形容中国学者对持不同意见的态度，从对持不同意见者个人、其观点的诅咒开始，可以扩展到方方面面。当然，说“诅咒”过于简单。“诅咒”常见于那些没有文化，有意见找不到其他文字来表达的人群中间，学者们的“诅咒”则高超精细得多。（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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